003

一夜没睡。

不是不想睡，是没法睡。祖屋里那股味道太重了，霉味裹着潮气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墙根底下沤了十几年。我把睡袋铺在檐廊的竹躺椅上，躺椅嘎吱嘎吱响，每动一下都觉得它要散架。

就这么半躺半坐熬到了天亮。

天是慢慢亮的。棺材峡的天亮跟城里不一样，不是一下子亮起来，是崖壁顶上先透出一条灰白色的光，然后一点一点往下漫，像往杯子里倒水。等光漫到河面上的时候，我才看清这个村子白天的样子。

比晚上看着还烂。

对面那排吊脚楼，靠河的几根柱子已经歪得不成样子，有一栋的楼板直接塌进了河里，木头泡在水里发黑发胀，上面长满了青苔。往上看，石板路上全是裂缝，缝里长着杂草，有的草都长到膝盖高了。

整个上午我在祖屋里翻东西。翻出了一些旧衣服，几口缺了角的瓷碗，一个锈死的铁锁。抽屉里有一沓发黄的纸，拿起来一看，是我爷爷的土地承包证，八几年的。纸上的字迹还能认，名字是陈守德。

我爸叫陈国平。陈守德的二儿子。

翻了一上午，没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。拆迁的事得找村委会，但村委会在哪我都不知道。手机还是没信号，我在屋前屋后举着手机转了一圈，一格都没有。

到了下午，肚子开始叫。

我包里带了两块压缩饼干和一瓶水，昨晚喝了半瓶，今天早上吃了一块饼干，剩下的得省着。得找个地方买点吃的。

昨晚进村的时候黑灯瞎火看不清路，现在顺着石板路往村口方向走，才发现棺材峡比我记忆里小得多。小时候觉得这条路走不到头，现在走了不到十分钟就看到了村口那棵大黄葛树。

树还在，比我记忆里粗了一大圈，根须从石坎上垂下来，像一把乱糟糟的胡子。树底下有个石碾盘，碾盘上蹲着一只瘦得皮包骨的黄猫，看见我也不跑，就那么半眯着眼看了我一下，又把头埋回爪子里。

黄葛树旁边就是小卖部。

说是小卖部，其实就是一栋吊脚楼的底层，门板拆了两块当门面，挂了个褪色的招牌，上面写着"棺材峡综合商店"，字迹模糊得快看不清了。

门口的屋檐下坐着五六个老人。

一个生锈的蜂窝煤炉子摆在中间，炉子上面架着一把黑得发亮的铝壶，壶嘴冒着白气。几个搪瓷缸子搁在炉子边上，里面泡着颜色深得发红的茶。

这几个老人的年纪，最小的看上去也有七十往上了。男的戴毡帽，女的裹头巾，清一色的黑棉袄，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死蚊子。

我走过去的时候，他们正在说话。声音不大，嗡嗡的，像一窝老马蜂。

我一走近，声音就停了。

齐刷刷地停了。

六双眼睛一起转过来看我。

我在城里待了十二年，见过各种各样的眼神。领导审视下属的眼神，面试官打量求职者的眼神，房东催租时那种不耐烦的眼神。但这几个老人看我的方式，跟那些都不一样。

他们的目光是从下往上扫的。

先看我的鞋——哥伦比亚的登山鞋，虽然走了一天的山路沾满了泥，但跟他们脚上的解放鞋和黄胶鞋比起来，一眼就能看出不是本地的东西。然后目光往上移，看我的裤子，看我的冲锋衣，看我背上的双肩包，最后落到我的脸上。

停了一下。

然后移开了。

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。

我站在那儿，忽然觉得自己像是一件被摆在柜台上的货，刚被验过了成色。

"各位爷爷奶奶好。"我先开了口，用普通话说的。

没人应。

有个戴毡帽的老头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茶，眼睛看着炉火，像是没听见。

我又换了方言试试。小时候说的棺材峡土话，十二年没用了，舌头打结，调子也不对，说出来连我自己都觉得别扭。

"各位老人家好，我是……陈国平屋里的。"

这句话倒是有了反应。

几个老人互相看了一眼。

戴毡帽的老头放下搪瓷缸子，嘴巴动了动，没出声。旁边一个裹青布头巾的老太太拿火钳拨了拨炉子里的煤，火星子蹦了几颗出来。

然后他们笑了。

不是那种见到后辈回来高兴的笑，也不是客气的笑。怎么说呢，就是那种——你讲了个笑话，但笑话不好笑，他们还是给你面子笑一下的那种笑。

笑容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。

我被笑得浑身不自在。

"我想买点水，还有吃的。"我指了指小卖部里面。

戴毡帽的老头这才开口了，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木头："进去自己拿。"

我弯腰进了小卖部。

里面比外面还破。一个木头货架靠着墙，上面稀稀拉拉摆着些东西。我拿起一瓶矿泉水看了看，生产日期是2016年的，过期两年了。旁边的方便面也好不到哪去，包装上积了一层灰，用手一抹，露出来的保质期也过了。

整个货架上就没有一样东西是在保质期内的。

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拿了两瓶矿泉水和一包方便面。过期的总比没有强。

出来的时候差点被门槛绊一跤。

"多少钱？"

"不要钱。"说话的是另一个老头，矮矮胖胖的，脸上有一大块暗红色的胎记，从左边脸颊一直蔓延到耳根。"你陈家的后人，拿几瓶水还要什么钱。"

"那不好意思，谢谢。"

我把水和方便面塞进包里，没有马上走。我需要打听村委会在哪，拆迁的事找谁签字。

"请问一下，现在村委会——"

"没得村委会了。"戴毡帽的老头说，"前年就撤了，并到镇上去了。"

"那拆迁的事——"

"找老覃。覃大国。他是组长，拆迁的事他管。"

"覃大国住哪？"

"河对面，挨着水碾房那栋。"老头用下巴朝河对面的方向点了点，"不过他这几天不在，赶场去了。"

"什么时候回来？"

"说不准。"

我点了点头，正要走，忽然注意到一直没说话的一个人。

那是个老太太，坐在最角落里，缩在一件黑色的旧棉袄里，整个人窝成一团。她跟其他几个老人不一样，其他人好歹还看了我一眼，她从头到尾都低着头，两只手捧着搪瓷缸子，像是在取暖。

但她的头不对。

左边耳朵的位置，只剩半截。不是天生的，是后来缺的，伤口早就愈合了，疤痕发白发亮，像蜡烛油凝在了皮肤上。

我多看了一眼。就这一眼。

她抬起头来了。

两只眼睛直直地盯着我。

那双眼睛浑浊得厉害，眼白发黄，上面布满了红血丝，但瞳仁是亮的，亮得不正常，像是黑暗里猫的眼睛。

她开口了。

声音尖细，像指甲刮瓷碗。

"你是陈家老二的孙子吧？"

我愣了一下。陈家老二就是我爷爷陈守德，在兄弟里排行第二。

"是。"

"你晓不晓得，你爷爷当年是怎么死的？"

这句话一出来，所有人都不动了。

炉子上的铝壶还在冒白气，白气被风一吹，散了。

我站在原地，脑子里嗡了一声。

我爷爷的死，在我们家从来不是什么秘密。我爸跟我说过，说是九几年的时候，爷爷上山砍柴，从崖上摔下来，摔死的。那时候我还没出生。

"摔死的。"我说，"从崖上摔下来。"

缺耳老太太听了这话，嘴角扯了一下。那个表情不是笑，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，像是嘲讽，又像是可怜。

"摔死的？"她重复了一遍，声调往上挑，"谁跟你说的？"

"我爸说的。"

她张开嘴，还要说什么。

旁边戴毡帽的老头猛地伸手，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。

"莫讲了！"

这三个字是用方言吼出来的，声音又急又重。

然后好几个人同时开口了，全是方言，语速极快，叽里咕噜的，我只能听懂零星几个字——"疯婆子"、"莫乱说"、"外头人"。

缺耳老太太被那只手抓着胳膊，身子晃了一下，但眼睛还是盯着我，嘴唇在动，像是还在说什么，被周围的声音盖住了。

我往前走了一步。

"她刚才说什么？我爷爷到底怎么死的？"

声音停了。

所有人都不说话了。

戴毡帽的老头松开了手，端起搪瓷缸子，低头喝茶。脸上有胎记的老头拿火钳戳炉子里的煤，戳得很用力，煤块碎了，火星子乱飞。裹头巾的老太太把脸转向另一边，看着河对面，像是那边有什么好看的风景。

没有一个人看我。

缺耳老太太也不看我了。她重新低下头，捧着搪瓷缸子，缩回了那件黑棉袄里，像一只把头缩进壳里的乌龟。

炉火噼啪响。

铝壶里的水咕嘟咕嘟翻滚着。

风从河面上吹过来，带着水腥气。

我站在那儿，手里攥着双肩包的肩带，指节发白。

"我问你们话呢。"

没人应。

戴毡帽的老头喝了口茶，咂了咂嘴，把搪瓷缸子放回炉子边上，慢吞吞站起来，背着手往小卖部里面走了。

其他人也跟着动了。有的站起来，有的挪了挪凳子，有的把脸埋进搪瓷缸子里。动作不大，但意思很明确——这个话题结束了。

我不是个不识趣的人。在城里混了这么多年，什么时候该追问什么时候该闭嘴，我分得清。

但这不是在城里。

这是在棺材峡。这是在我爷爷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。这些人跟我爷爷喝过同一条河里的水，走过同一条石板路，在同一棵黄葛树底下乘过凉。

他们知道些什么。

而且他们不打算告诉我。

我又站了一会儿。炉火烤得脸发烫，但后背是凉的。

最后我转身走了。

走出去七八步，我回头看了一眼。

六个老人还坐在那儿，恢复了我来之前的样子——围着炉子，喝茶，说话。声音又变成了嗡嗡的，像一窝老马蜂。

但有一个人在看我。

缺耳老太太。

她从搪瓷缸子上方露出半张脸，两只浑浊的眼睛正对着我的方向。

隔着十几米的距离，隔着蜂窝煤炉子冒出来的白烟，她看着我。

那个眼神让我后脊发凉。

不是恶意，不是敌意。

是一种很难形容的东西。像是在看一个走在悬崖边上的人，想喊一声小心，但嘴被人捂住了。

我加快脚步往回走。

石板路上只有我一个人的脚步声，登山鞋踩在青石板上，咚咚咚的，在两边的吊脚楼之间来回弹。

走到半路的时候，我停下来，把双肩包放在石坎上，翻出了录音笔。

按下录音键，红灯亮了。

"2018年12月20号下午，"我对着录音笔说，声音比我预想的要哑，"在村口小卖部遇到几个留守老人。有一个缺了半边耳朵的老太太问我，知不知道我爷爷当年是怎么死的。我说摔死的，她的反应……不对。其他人立刻拦住了她，不让她说下去。"

我停了一下。

"我爸跟我说的是从崖上摔下来。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怀疑过。"

又停了一下。

"但那个老太太看我的眼神……"

我没说下去，关掉了录音笔。

河水在下面哗哗地流。

我坐在石坎上，把过期的矿泉水拧开喝了一口。水有一股塑料味，但我顾不上了。

脑子里全是那个老太太的脸。

你晓不晓得，你爷爷当年是怎么死的。

这句话像一根刺，扎进去了，拔不出来。

我爸是个老实人，在矿上干了二十年，从来不说谎。但不说谎和说全了真话，是两回事。

我想起一件事。

小时候有一次过年，家里来了亲戚喝酒，有人提到爷爷，我爸的脸色变了。不是伤心，是另一种东西，像是被人踩了尾巴的猫，一下子弓起了背。他把我赶回房间，关上门，外面的说话声变小了，但我听到了一句。

我爸说的。

他说："莫提那个事，提了遭孽。"

遭孽。

湘西方言，意思是遭报应。

当时我没在意，小孩子嘛，大人说什么都当耳旁风。但现在这句话跟缺耳老太太的问题撞在了一起，撞出了一个我回答不了的问题——

如果爷爷真是摔死的，有什么好遭孽的？

上山砍柴摔下悬崖，意外而已，跟报应有什么关系？

除非不是意外。

除非那个"摔死"的说法，本身就是一个盖子。

盖子下面压着的东西，这个村子里的人都知道，但没有一个人愿意掀开。

我把矿泉水拧紧，塞回包里，站起来。

太阳已经偏西了，崖壁的影子盖过来，把半个村子罩在阴影里。温度一下子降了好几度。

我往祖屋的方向走，走了几步又停下来，回头看了看村口的方向。

黄葛树底下的那团白烟还在飘。

那几个老人还在。

他们不走，我也不走。

我有的是时间。

覃大国赶场回来之前，我哪也去不了。那就在这个村子里慢慢待着，慢慢问。

总有人会开口的。